不久前,一篇題為《高職院校被指高燒癥:追求姓“高”恥于姓“職”》的報道,在高職院校管理層引起“軒然大波”,激起熱烈的討論。報道指出,高職既姓“高”,又姓“職”,但很多高職院校偏離“職”的目標,更熱衷于“專升本”和“傍大款”,即高職教育向本科、向精英教育靠攏,實質是在培養“偽精英”。

        事實上,開設公共基礎課程、開展人文素養教育,不僅是教育部相關文件的規定,也旨在提高學生的持續發展能力,并不能就此認為高職都是在向本科教育靠攏。當然,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,全國有近1300所高職院校,每所學校的發展進程各不相同,究竟有多少學校在打著“升本”的算盤,我們不得而知。但可以肯定,“升本”的苗頭的確存在于一些高職院校內部。

        一方面,“升本”體現的是部分高職院校對自身辦學的自信。前段時間,據一些省份公布的今年錄取情況,部分高職院校的錄取分數線甚至趕超二本、三本院校。比如,山東省在參與投檔的高職院校中,理科共有14所院校、文科則有18所院校的最低分超過了二本線;河南、湖南、湖北、廣東等地都有部分高職院校的錄取分數線超過二本。可以說,這些院校在品牌建設、專業建設、社會影響力上都已遠超很多二本院校,贏得了社會的認可,他們有“升本”的意愿,也彰顯了其在辦學實力上的自信。

        另一方面,“升本”也體現出“示范性高職”的發展遭遇了“瓶頸”。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啟動于2006年,已經走過了10個年頭,最先參與計劃的百所高職院校也被譽為“高職211”。10年來,這些院校的發展體現出較強的生命力,也最具活力和創新精神,在社會上樹立了一定的聲譽,以示范建設為代表的項目化、運動式發展,發揮出了重要的導向和引領作用,在此期間,高職院校的發展和建設有目標、有奔頭、有沖勁,在高職隊伍中真正起到了“領頭羊”的作用。

         然而,項目化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。目前來看,高職院校在經歷了示范建設之后,正處于彷徨期、混沌期,在國家政策的導向、社會對待技能人才的觀念中,仍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,至少在國家和教育部所出臺的職業教育文件中,跟中職教育相關的較多,而涉及高職教育的內容則相對較少,示范建設院校的未來并沒有清晰的道路可循。而且,我們對現代職教體系中本科、碩士、博士層次的研究還不夠成熟,打通職教發展的“斷頭路”,構建職教“立交橋”等提法在標準、內容上都尚未確定,很多愿景尚沒有真正落地生根。

        在“后示范”階段,沒了明確的追求目標,而辦學始終囿于政府對職業教育政策導向上的不公、社會對職業教育的歧視、用人單位對技能人才的另眼相看等困境,高職的發展似乎頂到了“天花板”,上頭沒路可進。為了擺脫這種發展的“瓶頸”,一些院校自然將目光轉向了“升本”。此外,部分省市的一些民辦高職院校率先“升本”,剪斷了教育主管部門“高職原則上不升本”的警戒線。據統計,2013年5月至2014年6月期間,高職大專更名為普通本科、或中職中專升級為高職專科的院校就達到43所,這無疑打亂了一些高職院校發展的計劃,使得很多院校耐不住“寂寞”,無法寧靜和淡泊,不得不為“升本”做好準備。

        當然,一些院校“升本”并非都是為了利益,也并不一定為了行政級別而去,或是出于擺脫尷尬境地、為了更好發展的夙愿。高職“高燒”,除了主觀上的批評,我們更應該理解這背后的緣由,它或可能更多地折射出當下高職院校發展的“迷茫”。面對不確定的未來,是“升本”還是原地打轉,“高燒”大抵都是在“摸著石頭過河”中表現出來的癥狀,“退燒”不僅需要學校自律,主管部門也要適時“干預”,要么出臺相關政策,給出發展的路線圖,加以引導,要么以法律形式,改善辦學環境,調整各項政策,讓高職徹底摒棄“升本”的念頭,安于“現狀”,深挖辦學質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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